中国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机时刻，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佛教与本土文化漫长的冲突时期、中央权力衰败国家被分裂时期，近代传统类型国家被西方列强所征服时期。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初讨论“球籍”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危机”时代，因为这种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至少存在于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认知里。
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最发达的时期。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后花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既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以至于在很长历史里发生了“灭佛”运动，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整合之后，儒释道并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此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便没有产生深刻的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尽管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并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种深刻危机下产生的哲学，其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以探讨社会行为的哲学（主要是《管子》）。可惜，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之后，所有思想要不被“罢黜”，要不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们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哲学称之为“生活哲学”。
西方哲学则很不相同。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今天在中国，在学术界，人们也在谈论“仰望星空”，但传统上这个概念和中国的哲学思考似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就知识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自我生存。
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科技层面，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科学？”这也是李约瑟博士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所要回答的问题。不难观察到，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例如“火药”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显然同意培根的说法，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不过，现代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术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外，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尽管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直接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发明之后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马克思所说意义上的。不管怎样，西方人把这些技术进行了各种整合之后便征服了世界。火药的作用远远不止马克思所说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内部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外部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印刷术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远超马克思所说的“新教工具”。借用当代美国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近代以来原创性技术大多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和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不那么感兴趣有关系。自然，人们会问，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近代以来不是也有很多技术创新吗？尤其是日本，这些年已经拿下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这个问题需要另文回答，但这里可以提出两点。第一，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方式。尽管中国也有很多人留学西方，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用说是政治的主体了。
中国也专于应用，但是中国缺失日本和韩国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历史上，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无所寄托。这方面，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一直在呼唤“工匠精神”，但在缺失文化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很难产生。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西方近代以来在“征服”世界方面走过了几个阶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世观念”，再把“普世观念”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规则方面，中国也仅仅只是应用，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都是在适应和应用产生在西方的规则。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提出过“挑战—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回应由西方的崛起而产生和强加的“挑战”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生存哲学。
人们不需要举不熟悉的例子，就举今天谁都知晓的互联网就足以说明问题。互联网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部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人更为依赖互联网。但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不同处在哪儿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之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互联网公司用来做买卖，“外卖”，推销产品等。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做，但做这些实在看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格局。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了，互联网已经“培育”了多少的“键盘手”和“网红”。互联网都是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国社会的。但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概念中，互联网只是中美两家的竞争，好像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这次中兴事件一来，人们就完全傻了眼。关键的技术例如芯片和触屏等高度依赖美国等国家，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和韩国）等政府，禁止它们的企业向中国供应这些关键技术，那么中国马上就面临深刻危机。
实际上，情况远比芯片技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是西方的创造发明。哪天西方不给用了，中国就没有了“互联网”。这种情况并非杞人忧天。尽管中国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一旦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便会在所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对付中国。对美国来说，中国市场不是生死问题，只是失去了一个市场；不过，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生死问题。
即使在商业模式方面，中美的差异也已经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即西方做标准化，而中国搞地方化。前者强调普遍性，后者强调差异性。美国互联网公司专注于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在标准化方面从来不妥协。中国则相反，中国的公司（例如手机公司）也走向世界，但重视的是技术的地方化，利用地方的特殊特点（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制度文化上的）提供特殊的产品。这里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但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如果“生存哲学”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在汉朝，这仅仅是选择），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